第二十章 百骑入沔阳，顺流渡汉江中
“前太白守天关，与荧惑会；金火交会，革命之象也。汉祚终矣，晋魏必有兴者。”--张璠《汉纪》
可见太史令的工作，很大程度上与星象历法有关，其实更接近天官、历官。
汉延康元年（220），东汉太史丞许芝，也曾用“圣人受命而王，黄龙以戊己日见”等符瑞谶纬之辞，劝曹丕代汉自立。
辛亥，太史丞许芝，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：“《易传》曰圣人受命而王，黄龙以戊己日见。七月四日戊寅，黄龙见，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。”--《献帝传》
可见无论是太史令还是太史丞，并不局限于历史记录工作，更需要兼顾星象、历法、谶纬等内容。
不过从可见史料看，蜀汉存在天官与历官。
这便能解释，为什么《蜀书》中频繁出现星象变化的记载。
比如景耀元年（258），成都观测到景星；
再比如延熙十四年（251），费祎自汉中还成都，术士表示“都邑中无宰相位”等等。
景耀元年，姜维还成都，史官言景星见。--《蜀书后主传》
（延熙）十四年夏，（费祎）还成都，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，故冬复北屯汉寿。--《蜀书费祎传》
术数理论中，天宫的星宿对应着下界的帝王将相，所谓“无宰相位”无疑也与天象有关。
至于“灾异”的相关记载，在裴松之的校补引注中也颇有涉及，可见亦有相关的原始资料。
冬十月，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，不能达，堕水死者以千数。--《汉晋春秋》
由此可知，蜀汉政权中明显存在天官与历官…
“国不置史”的可信度有多少，不言而喻。
再来看蜀汉“注记无官”。
陈寿曾提到蜀汉“注记无官”。
即负责“实录”或“起居注”工作的史官，是不存在的。
实际情况，却也并非如此。
最重要的证据，就是陈寿本人的仕宦履历。
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陈寿曾出任东观秘书郎，这是负责管理皇室文书档案的职位。
（陈寿）初应州命，卫将军（指姜维）主簿，东观秘书郎，散骑、黄门侍郎。大同后（指天下统一），察孝廉，为本郡（指巴西郡）中正。--《华阳国志》
东观是一所位于洛阳南宫的文化机构，负责贮藏档案、典校文书，后来演化为宫廷典籍管理处的代名词。
东汉初年，班固曾在东观撰写《汉书》，同时着手修撰东汉国史《东观汉记》。
《东观汉记》的修订工作，一直延续到东汉灭亡。
文豪蔡邕曾负责其收尾工作，结果因为党附董卓而被王允处死（192），大业未竟，遗恨千古。
伪君子王允老贼，可恨可恨！
（蔡）邕前在东观，与卢植、韩说等撰补《后汉记》……（王允）收（蔡邕）付廷尉治罪。--《后汉书蔡邕传》
按《华阳国志》的行文顺序，陈寿出任东观秘书郎，事在姜维主政时期。
换言之，陈寿出任的乃是蜀汉的史官。
东观与兰台，作为掌管一手资料的档案文库，必然充斥着各类原始资料。
实际就《蜀书》的撰写方式，可以清楚看到：
蜀汉早期人物事迹详实（关张马黄赵）；
晚期人物一笔掠过（吴壹、吴班）甚至匿而不表（句（gou）扶、高翔）。
考虑到关、张等人的活跃时期，与陈寿所处的时代相距甚远；
陈寿能够清楚记录他们的事迹，无疑说明蜀汉留有丰富的一手或二手史料，可供史官参考。
吴平后，（陈）寿乃鸠合三国史，著魏、吴、蜀三书六十五篇，号《三国志》。--《华阳国志》
陈寿既然能够“鸠合”三国史，那他修史时便“必有所本”。
王沈《魏书》、韦曜《吴书》无疑在其中。
照此推断，《蜀书》的修订，也必然有现成的参考资料。
那是否能够这样假设：
即蜀汉虽然有太史、东观系统，但太史只负责星象灾异的记录，东观只负责原始档案的保管，却没有相应的注记官呢？
这个猜想也不对。
蜀汉景耀三年（260）与四年（261），刘禅曾主持“英烈追尊活动”，给关羽、张飞、马超、庞统、黄忠、赵云等人追谥号。
（景耀）三年秋九月，追谥故将军关羽、张飞、马超、庞统、黄忠。四年春三月，追谥故将军赵云。--《蜀书后主传》
按蜀汉灭亡于景耀六年（263）的历史背景看，刘禅此举，无疑是蜀汉崩溃前夜的一次“文化凝聚运动”；
但也能侧面说明，蜀汉存在注记官与文书官。
理由很简单，谥号是帝王将相的盖棺论定，追何种谥号、取何种字样、给予何种评价，均需要以人物的生平事迹做考量。
比如关羽的“壮缪”谥号，亦褒亦贬，如果没有充分的史料支撑，是不可能给出如此精确的字眼的。
追谥（关）羽曰壮缪侯。--《蜀书关羽传》
注意：壮通庄，为美谥。
屡行征伐曰庄，兵甲亟作曰庄。
缪为恶谥，名与实爽曰缪，即名实相悖。
关公晚年确实昏悖，影响了其人的总体评价。
不难想象，陈寿所在的东观系统，必然深度参与了此次追谥运动。
因此陈寿作为蜀汉史官的一员，却信口胡说“国不置史，注记无官”，很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。
所以，这个问题…
很严重啊！
陈寿为何睁着眼睛说瞎话呢？
咱们下一章继续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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