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旻颜良

　　的具体属性，与其前缀有关。

　　“宾客”泛指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隶属群体。

　　“上客”通常拥有一定的资望地位，是地方豪族的礼宾。

　　“谈客”利用口舌才华，充当军阀之间的游说者。

　　“奴客”则更加宽泛，随着任务的变化，而被冠以“部曲”、“田客”、“复客”乃至“盗贼”等名称，有时甚至会被直接简称为“奴”。

　　所谓“奴客”，顾名思义，即“具备了奴隶色彩的宾客”。

　　他们不具备人身自由，属于主子的私产，在某种程度上与牲口无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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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两汉时代，由于奴客自身的“财产属性”，因此往往需要被长期豢养，不得随意抛弃。

　　然而实际执行时，又是另一幅面貌。

　　比如豪族大姓往往利用“朝廷下令释放奴婢”的机会，将年轻力壮的奴客留下，将年迈无用的奴客轰走，美其名曰“还你自由”，实际是令其自生自灭。

　　这与现代资本家裁员，却谎称“为社会输送人才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　　官奴婢五十以上，免为庶人。--《汉书哀帝纪》

　　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，税良民以给之，岁费五六巨万，宜免为庶人。--《汉书贡禹传》

　　“奴客”的称谓，见于史册较早，至少在西汉中期便已出现。

　　关于“客”的卑微化，唐长孺曾在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》一文中有过详述。

　　实际“客”的卑贱化，核心原因在于生活上依附于豪强，缺乏个人选择的自由。

　　在地主豪族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，大部分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底层群众，因为生存艰难，被迫沦为权势者的奴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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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马太效应（也叫二八法则）的作用下，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，最终大量的失地农民与破产手工业者，便顺理成章地沦为富室强宗的附庸。

　　同时，彼时的“丁税”制度，也为奴客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。

　　丁税即人头税，即无论个人财富多寡，都必须按人头缴纳赋税。

　　在丁税之外，百姓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，而富户不仅有着多样的避役手段，甚至可以通过个人权势，庇荫田庄内的奴客，使之不服徭役。

　　比如《魏书司马芝传》记载，司马芝出任菅县县长时，辖区内的豪族刘节“旧族豪侠，宾客千余家”，多年来从未接受官府的征役。

　　司马芝想征调刘节手下的宾客服役，也遭到断然拒绝。

　　郡主簿刘节，旧族豪侠，宾客千馀家，出为盗贼，入乱吏治。顷之，（司马）芝差（刘）节客王同等为兵，掾史据白：“（刘）节家（宾客）前后未尝给繇（指兵役徭役）。”--《魏书司马芝传》

　　按两汉制度，县满万户设县令，不满万户设县长。可知菅县的户数不满一万。

　　刘节不过是条籍籍无名的地头蛇，在这个不满万户的小县，却能霸占十分之一以上的丁壮人口（千余家），足见彼时的贫富分化到了什么地步。

　　《江表传》则记载，豫章太守华歆，在任内想要征发海昏县的丁户服役，但豪强“阻壁坚垒、断绝道路”，于是“太守欲发调一人而不可得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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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鄱阳民帅别立宗部，阻兵守界，不受子鱼（即华歆）所遣长吏……近自海昏有上缭壁（指坞堡），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，惟输租布于郡耳，（太守）发召一人遂不可得。--《江表传》

　　可见对于地方豪强而言，这些“奴客”就是自己的私产。

　　为了保护私有财产，他们是很乐意同官府掰掰手腕的。

　　所谓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”虽然是近代的舶来品，但至少在两汉三国时代，勤劳智慧的中国人，便通过实际行动，践行了这句名言。

　　言归正传，赵旻这套糅合张居正“一条鞭法”及雍正“摊丁入亩”的新政，其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人口大幅度、甚至是断崖式增长。

　　但次要目的，也是为了毁灭奴客、部曲滋生的土壤。

　　最后就是，赵旻取消丁税，意味着老百姓们不必再弃婴了。

　　因为不再有口赋和算赋，所以老百姓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生养子女了。

　　以上，才是汉末的几大痼疾！

　　汉末做为中古时代的开端，其社会主要矛盾，绝非奴客与地主的矛盾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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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而是地主之间，也就是地主阶级内部名门、郡望、寒门和庶族之间的矛盾！

　　因为地主阶级，才是中古时代的社会中坚力量。

　　这一点，与明清截然不同！

　　注意：以上四者，在汉末魏晋语境下，皆为地主阶级！

　　那些作者连这都没读懂，他们以为汉末是明清？中古是近古？

　　呵呵！

　　不提那些无知者，云某最后总结一句：

　　知识改变命运，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。

　　惟有普及教育，方可扭转汉末到颓废魏晋的转变！

　　但话说回来，老百姓连温饱尚且堪忧，又如何普及教育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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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赵旻只能紧扣关键点，一点点改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