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旻颜良

　　走之友”，因此袁绍使者旋至，“与张邈耳语”。

　　（袁绍）与张孟卓（张邈）、何伯求（何颙）、吴子卿、许子远（许攸）、伍德瑜（伍琼）等皆为奔走之友。--《英雄记》

　　（韩）馥怀惧，从（袁）绍索去，往依张邈。后绍遣使诣邈，有所计议，与邈耳语。馥在坐上，谓见图构，无何，起至溷（厕所）自杀。--《魏书袁绍传》

　　韩馥见状，知道末日到来，如厕自尽，结束了自己的悲惨人生。

　　韩馥“性素恇怯”，确系庸才；

　　但是韩馥让位，却也不完全是暗弱个性导致。

　　在两汉的察举制度下，“二重君主观”盛行，郡吏只知有郡守，不知有天子。

　　所谓“二重君主观”，通俗解释便是：

　　我附庸的附庸，不算是我的附庸。

　　郡守因此被称作“郡朝”或“本朝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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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便是所谓“郡国本位化”。

　　（刘）宠劳之曰：“父老何自苦？”对曰：“山谷鄙生，未尝识郡朝（指太守）。”--《后汉书刘宠传》

　　将吏士民皆垂泣曰：“明府（广陵人臧洪）与袁氏本无怨隙，今为本朝（指广陵太守张超）郡将之故，自致残困。”--《魏书臧洪传》

　　同时，不同辖区之间，官员又互不统属，因此“外来和尚难念经”。

　　本县的县令，可以公开驳斥外州郡守的面子。

　　比如贾逵出任弘农太守时，军屯区的屯田都尉（位比县令）便敢“言语不顺”。

　　（贾）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。都尉自以不属（弘农）郡，言语不顺。--《魏书贾逵传》

　　孙坚出任长沙太守时曾想“越境征讨”，遭遇主簿阻挠；

　　孙坚北上南阳时，太守张咨又拒绝调拨军粮，理由是“孙坚邻郡二千石，不应调发”。

　　（孙）坚到南阳，移檄太守请军粮。（张）咨以问纲纪，纲纪曰：“（孙）坚邻郡二千石，不应调发。”（张）咨遂不与。--《英雄记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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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卫广来曾指出：“皇权世俗化、士大夫家族化、郡国本位化是汉末丧乱的关键因素。”

　　因此韩馥与袁绍的关系，其实可以视作“郡国本位化”的一种变态形式。

　　注意：此事详见卫广来《汉魏晋皇权嬗代》。

　　韩馥是“袁氏故吏”，受袁绍宗族的举荐而出仕，因此他与袁氏之间，存在着“恩主”与“门生”关系。

　　虽然这种隐性关系没有被正式制度化，但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。

　　韩馥名为一方藩镇，但他既非冀州人，出镇时间又短（189-191），在河北地方毫无根基。

　　因此他在“州里人”袁绍面前，便不自觉地矮了一头。

　　何况袁绍家族是韩馥的仕途举主，占据君臣纲常的名分。

　　韩氏“世为著姓”，伏膺儒教，因此才会说出“度德而让，古人所贵”的言论。

　　复旦大学教授韩升，在论述东汉灭亡始末时，曾归因于“思潮纷起”与“道德摒弃”，即思想文化层面的失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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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注意：此事详见《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》，作者仇鹿鸣，撰序者韩升。

　　同样出身于汝颖大族，“好游侠”的袁绍，战胜了“尚德行”的韩馥，侧面反映了儒教伦理秩序在乱世中的崩溃与瓦解。

　　同时，另一批崇尚刑名之学的颍川名士（荀攸、郭嘉、赵俨、钟繇）逐渐崛起，也预示着法家的昌盛时代即将来临。

　　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

　　韩馥的个人命运，与时代背景和学术风气息息相关，探究其荣辱曲折，有助于理解历史变动的实质。

　　汉末三国很多记载，若不结合彼时的背景和环境，确实很难理解！

　　这也是许多浮于表面、不明内情的小学生诞生的根本原因之一。

　　因为我们看到的记载，若按照我们现代人的价值观来分析理解，或许与彼时的真实情况南辕北辙。

　　诸君不必担忧，云某自当负责为诸君解读。

　　最后再强调一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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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通过深入研究解读汉末三国历史，云某愈发认为，隐于种种阴暗血腥之下的，实则是无数浩然英雄之气。

　　所以，罗先生才能写出英雄气驰骋纵横的《三国演义》！

　　悲哉！

　　大哉！

　　壮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