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旻颜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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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蔡）瑁，刘表时为江夏、南郡、章陵太守，镇南大将军军师。--《襄阳耆旧传》

　　彼时有任官避籍制度，称作“三互法”（见《后汉书蔡邕传》）。

　　按制度要求，本郡人不能出任本郡太守，本州人也不能出任本州刺史。

　　照此而论，蔡瑁以南郡人身份出任南郡太守，未免太过奇怪。

　　不过三互法虽然存在，却可以通过“改易籍贯”或“改易行政区划”来避开此限制。

　　比如辽东人公孙度，“改籍玄菟”之后出任辽东太守；

　　再比如下邳人陈登，分下邳东城县为东城郡，之后出任东城太守。

　　公孙度字升济，本辽东襄平人也。度父（公孙）延，避吏居玄菟。--《魏书公孙度传》

　　迁（陈）登为东城太守。--《先贤行状》

　　照此而论，蔡瑁能够出任南郡太守，说明彼时的襄阳县已经不在南郡的行政区划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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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那么是否有这种可能：

　　即襄阳县曾被刘表划入章陵郡呢？

　　从蔡瑁出任过章陵太守的记载看，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。

　　换言之，蔡瑁的老家襄阳，在当时应该是独立在南郡、章陵郡、江夏郡三郡之外的新辖区。

　　照此而论，襄阳县的行政级别变化，很有可能始于刘表。

　　曹操进入荆州之后（208），对此既成事实则加以进一步确认。

　　汉末王纲坠地，制度紊乱，地方军阀与土皇帝无异。

　　张鲁改“汉中”为“汉宁”。

　　辽东太守公孙度割幽州东部设平州、又分青州东莱设营州。

　　可见“改易郡国”在当时极为常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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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后汉末，张鲁据汉中，改汉中为汉宁郡。--《元和志》

　　（公孙度）越海收东莱诸县，置营州刺史。自立为辽东侯、平州牧。--《魏书公孙度传》

　　刘表“不供职供，多行僭伪”，乃至“郊祀天地，拟斥乘舆”，可知汉廷对他的约束力趋近于零。

　　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，多行僭伪，遂乃郊祀天地，拟斥乘舆（指皇帝）。--《后汉书孔融传》

　　以刘表的僭越程度来看，他把自己的治所襄阳县升格为郡，确实存在比较充分的动机。

　　以荆州刺史治的变化为线索，可以更好地理解彼时的历史背景。

　　自武陵汉寿而始，至南郡襄阳为止，各方军阀均围绕着荆楚之地各施所能，争衡博弈，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精彩的戏码。

　　其实武陵汉寿的名称改易，比荆州刺史治的变迁更加有趣。

　　武陵汉寿，即关羽“汉寿亭侯”的封地所在，这一点人所共知，毋须赘言。

　　建安二十四年（219）东吴背盟，白衣渡江，荆州全境落入孙权之手，武陵当然也不例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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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孙权大喜之下，给荆州故刺史治改名，改“汉寿县”为“吴寿县”。

　　武陵太守领县汉寿，吴曰吴寿，晋复旧。--《宋书州郡志》

　　魏国闻讯，当然不甘落后；

　　于是擅署名目，将武陵汉寿县，改为“魏寿县”。

　　孝子丕还煞有介事地封太尉贾诩为“魏寿乡侯”。

　　文帝即位，以（贾）诩为太尉，进爵魏寿乡侯。--《魏书贾诩传》

　　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，与当年曹操假借汉廷名目，封刘备为“宜城亭侯”（宜城县彼时属刘表）的行径如出一辙。

　　未知是否出于“明正法统”的考虑，在失去了荆州武陵汉寿县之后，刘备将益州广汉郡的“葭萌县”改为“汉寿县”。

　　晋寿县本葭萌城，刘氏（指刘备）更曰汉寿。--《华阳国志》

　　换言之，荆州武陵的汉寿，分别成了吴寿与魏寿；益州广汉的葭萌，则成了汉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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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晋朝统一后，又把西蜀的“汉寿”（旧葭萌）改为“晋寿”，把东吴的“吴寿”（旧汉寿）改回“汉寿”，完成了一次奇妙的循环。

　　可见遥领、虚封与擅署名目，在历史舞台上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
　　然探究其始末变迁，不觉令人忍俊不禁。

　　当然，此非重点，重点在于：

　　透过荆州刺史部治所的变迁，我们仿佛置身于当时那种风云变幻的大舞台下的观众席，默默地欣赏着台上众人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…

　　哈哈！确实有趣！

　　荆州若有知，其既看到了背叛，也看到了忠诚；

　　其既看到了怯懦，也看到了武勇；

　　其既看到了惺惺作态，也看到了大义凛然。

　　若其能开口，其必当高喝一声：好彩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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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哈哈，这又何尝不是精彩汉末三国的缩影？

　　乃至我华夏五千年历史的缩影？

　　好彩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