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旻颜良

　　上计使者，时代先后，颇有不同。

　　封建时代，述职之制，诸侯自行，故上计之法之初行也，亦由长官自奉计簿送于中央……东汉之制，略从省简……但遣丞、尉以下，令、长不自行也。--严耕望《秦汉地方行政制度》

　　“上计”在人口流动性较差农业社会下，提供了结交贵势的机会。

　　比如“少孤”、“家贫”的邓艾，本为“稻田守”、“丛草吏”，微末至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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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时，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，（杨）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人，帑臧空虚，浮食者众。--《后汉书杨震传》

　　汉末三国时，出仕为计吏、计掾者，多为地方的实力派人物。

　　比如郑玄被孔融延揽“为计掾”、许靖“举计吏，察孝廉”、蒋济“仕郡计吏、州别驾”、姜维“仕郡上计掾”。

　　注意：郑玄事见《邴原别传》、蒋济事见《魏书》、许靖、姜维事见《蜀书》，文多不引。

　　郑玄“隐修经业”，属于汉末儒宗；

　　蒋济与程昱、董昭、郭嘉同传，其人“才兼文武，每军国大事，辄有奏议”；

　　许靖“清谈不倦”，与从弟许邵（月旦评创始人）知名当世；

　　姜维“凉州上士”，被钟会誉作夏侯玄之伦。

　　注意：夏侯玄近不惑时，是天下第一名士，没有之一。

　　许靖字文休，汝南平舆人。少与从弟劭俱知名，并有人伦臧否之称。--《蜀书许靖传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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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诸葛）亮与留府长史张裔、参军蒋琬书曰：“姜伯约忠勤时事，思虑精密，考其所有，（李）永南、（马）季常诸人不如也。其人，凉州上士也。”--《蜀书姜维传》

　　不难看出，上述诸人的共同特点，便是具备出色的学术素养，这与计掾、计吏的工作职责密切相关。

　　换言之，甘宁能够出任巴郡计掾，便证明其必然具备寻常水准之上的文化底蕴，这也符《宁传》记载的传主“颇读诸子”、“开爽有计略”。

　　（甘宁）止不攻劫，颇读诸子。--《吴书甘宁传》

　　通过“计掾”的身份，不难推测甘宁能够“补蜀郡丞”必然与此有直接关联。

　　按前引《英雄记》，甘宁出仕益州，当在刘焉统治时期。

　　刘焉初治绵竹，后徙治成都，刘璋遂因袭之。

　　甘宁既为巴郡计掾，那其“上计”时应赴成都汇报，成都县又属蜀郡，那么他得到上官的提携延揽，担任蜀郡丞也便合乎情理。

　　（刘）焉徙治绵竹，抚纳离叛，务行宽惠，阴图异计……时焉被天火烧（绵竹）城，车具荡尽，延及民家。焉徙治成都。--《蜀书刘焉传》

　　郡丞的地位又较计掾为高，属于郡中的高级佐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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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按《续汉书百官志》，内地之郡置长史、郡丞各一；

　　边地之郡“丞为长史”。

　　东汉时“郡太守、诸侯相病，丞、长史（代其）行事”。

　　可知郡丞之于郡守，便近似于常务副职，有权在长官无法履行义务时“代行郡守事”。

　　建武六年三月，令郡太守、诸侯相病，丞、长史行（郡守）事。--《古今注》

　　以同时代人物为例，诸葛亮之父诸葛珪，在宗族流徙之前（尚未失势时）的最高职务也不过是泰山郡丞。

　　而甘宁早在初平年间（190-193）便成为蜀郡郡丞，比诸葛珪的仕宦起点要高得多。

　　注意：按《英雄记》，甘宁反叛刘璋在兴平元年（194），可知其担任蜀郡丞必在此前。

　　父（诸葛）珪，字君贡，汉末为太（泰）山郡丞。--《蜀书诸葛亮传》

　　东汉时有“三互法”（见《蔡邕传》），即“任官避籍”制度（官避吏不避），由非本籍士人担任地方官长（官），地方官长再举用本地豪强充任官府属员（吏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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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甘宁为吏则为巴郡计掾，为官则至蜀郡郡丞，结合甘氏在临江为“五大姓”之一（见前引《华阳国志》），充分证明他必定是益州地方的头面人物，绝非寻常的草寇蟊贼。

　　简而言之，甘宁虽是寒门出身，可人家的出身家族，在巴郡当地是妥妥的豪强。

　　如今，诸君对汉末魏晋寒门的深刻含义，是否有了认知？

　　寒门指的是没有诗书传家、没有文化积累的富户！

　　老爹曹嵩花一亿买太尉的曹操，他们家也是寒门哦。

　　下一章咱们继续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