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旻颜良

　　传》

　　然而对匈奴部众而言，处在这种单于的统治之下未必是好事。

　　实际呼厨泉在得到曹操的扶持之后，确实尽心尽力报效朝廷，甚至不惜损害匈奴贵族的利益。

　　呼厨泉在位期间，并州刺史梁习大肆削弱匈奴的有生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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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其人先是“礼召其豪右”，待“豪右已尽，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”。

　　如此犹嫌不足，“吏兵已去之后，稍移其家，前后送邺，凡数万口”。

　　（梁）习到官，诱谕招纳，皆礼召其豪右，稍稍（即逐渐）荐举，使诣幕府；豪右已尽，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；又因大军出征，分请以为勇力。--《魏书梁习传》

　　靠着“伐大树”的策略，梁习几乎将匈奴的大族、丁壮掠夺殆尽，而对待反抗者，则“兴兵致讨，斩首千数，降附者万计”。

　　面对梁习的咄咄逼人，呼厨泉的表现却是一味纵容，最终导致“（匈奴）部曲服事供职，同于编户”。

　　昔日驰骋草原的游牧民族，在呼厨泉的带领下，竟然成了汉地的“编户”。

　　单于（呼厨泉）恭顺，名王稽颡（指叩首），部曲服事供职，同于编户。边境肃清，百姓布野，勤劝农桑，令行禁止。--《魏书梁习传》

　　对匈奴部众而言，历史的实际情况远比记载的更加糟糕，他们的下场远远不止是“同于编户”，而是大量沦为奴隶。

　　陈泰（陈群之子、荀彧外孙）担任护匈奴中郎将之时，“京邑贵人多寄宝货，因泰市奴婢”，考虑到陈泰彼时的居所与职位，其中的奴婢当中难免包含南匈奴人。

　　（陈泰）为并州刺史，加振威将军，使持节，护匈奴中郎将，怀柔夷民，甚有威惠。京邑贵人多寄宝货，因泰市奴婢。--《魏书陈群传-附传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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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西晋时代，匈奴贵族刘宣在劝进刘渊时，公开声称“晋为无道，奴隶御我”，也是在影射这一背景。

　　可知这种贩卖匈奴丁口的行径，在魏晋之时是一以贯之的现象。

　　刘宣等固谏曰：“晋为无道，奴隶御我，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。属晋纲未驰，大事不遂，右贤涂地，单于之耻也。”--《晋书刘元海载记》

　　实际上不仅南匈奴受此困扰，并州地区的诸多杂胡，均不乏遭到贩卖的记载。

　　比如后赵建立者羯人石勒，年轻时便曾遭到地方将守的“缚卖”。

　　石勒之父还是当地的“部落小率”，犹不能免，其余胡人境遇可知。

　　太安中，并州饥乱，（石）勒与诸小胡亡散，乃自雁门还依宁驱。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，驱匿之，获免。--《晋书石勒载记》

　　（石勒）父周曷朱，一名乞冀加，并为部落小率（帅）。--《晋书石勒载记》

　　有鉴于此，呼厨泉担任南单于时的一系列举措，被《魏书》称作“匈奴折节，过于汉旧”。

　　这种绥靖政策虽然维护了呼厨泉的尊贵地位，但对匈奴的部众而言未却必是好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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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实际这种过分谄媚魏晋统治集团的行径，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胡汉之间的对立关系。

　　甚至可以说，它为屠各贵族刘渊日后整合匈奴势力奠定了社会基础。

　　这个道理，其实不难理解。唐长孺先生的解释便极为精辟。

　　刘宣等凭借屠各实力而假（刘渊）以南单于世嫡之空名，企图恢复匈奴旧业，这样就造成了合作。--唐长孺《魏晋杂胡考》

　　羌渠家族在历史上的记载比较有限，因此历来受到的关注也相对较小。

　　实际这一家族的上位得益于汉廷的扶持，其兴废盛衰也与汉魏统治集团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，因此颇具探讨价值。

　　依靠张修等人的扶持，羌渠凭借右贤王身份继承单于之位，也因此与匈奴左部构衅，最终遭到反噬而亡。

　　而在内乱事件中支持匈奴左部的屠各胡，也因此在建安中后期逐渐取代匈奴贵族，成为左部的实际控制者。

　　鉴于羌渠家族的亲汉立场，南王庭在攻杀羌渠、驱逐于夫罗兄弟之后，遂拥立族中大姓须卜氏、并在须卜氏死后“以老王行国事”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这些匈奴贵族的上位，可以视作是对羌渠家族一贯政策的矫枉过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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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于夫罗归国无路，郁郁而逝；

　　其弟呼厨泉则先后党附袁、曹，并在曹操的支持下重新取得汉廷的承认。

　　呼厨泉既然依靠曹操而重新发迹，其立场也便可想而知。

　　在他担任单于期间，并州的匈奴势力遭到了极大削弱，成为曹魏治下的附庸，丁强者充当义从，部众则沦为编户，其家属也被遣送邺县（曹魏王城）充当质任，最终连呼厨泉自己竟也入邺为质。

　　建安中，呼厨泉南单于入朝，遂留内侍，使右贤王抚其国，而匈奴折节，过于汉旧。--《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》

　　与此同时，南王庭则被肢解为五部，势力进一步遭到瓦解。

　　而单于家族的衰败也为屠各贵族的崛起创造了客观条件，掀开了历史的又一篇章。

　　人情如纸张张薄，世事如棋局局新。

　　呵呵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