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旻颜良

　　与“诸子学”。尤其是诸子中的兵家与法家。

　　他甚至亲笔为《孙子兵法》做注，还撰写《孟德新书》。与“世传家学”的儒教子弟，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特点。属于非常典型的寒门特征。

　　（太祖）自作兵书十余万言，诸将征伐，皆以《新书》从事。--王沈《魏书》

　　《续孙子兵法》二卷，《兵书略要》九卷，均魏武帝撰。--《隋志经籍志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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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曹魏三祖，即魏武、文帝、明帝祖孙三代，是非常典型的“法家政治”。

　　其呈现出明显的“王霸杂揉”特点。

　　特别要强调，诸子中的法家，与今日的“法制精神”完全无关，其讲究“法治”。

　　此“治”不同于彼“制”，“法治”讲究的是御下之道、集权之术。

　　寒门重用法家，是必然现象。

　　这在吴蜀两国同理。

　　刘备、诸葛亮也是法家的狂热追捧者；

　　孙策、孙权亦然。

　　关于君主“儒、法”的选择倾向，可以从以下角度解释。

　　法家主张集权，搞君主专制。这当然会损害士大夫的利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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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儒家讲究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，因此会分割君主的权力。

　　而这，恰恰便是曹操与袁绍的不同之处！

　　以“士族代表”类型的军阀为例。

　　如袁绍、刘璋等人，虽然强盛一时，但派系四分五裂，勾心斗角；

　　大族横征暴敛、君主亦无力制约。

　　换言之，并不是袁绍、刘璋选择了“共治天下”，而是大族选择了袁绍、刘璋做“世家的代表”。

　　此时，军阀不过是门阀的傀儡。

　　曹操、刘备等寒门出身的次等军阀，早期并无士族助力，而靠武力为依托，逐步发展。

　　因此发迹之后，其人可以较少受到大族的掣肘。

　　一言蔽之，袁绍刘璋的“行王道”看似是人心所向、时势所趋，实际是作茧自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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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而曹操、刘备“行霸道”虽然初期举步维艰，但之后受到的阻挠亦少。

　　虽然袁绍与曹操类似、亦喜游侠之事，但汝南袁氏有传家经学（《孟氏易》），且袁绍本人比较重视个人声望（见许邵故事），能够“矫情自饰”。

　　所以其人与曹操这种“游猎无度、飞鹰走马”的暴发户子弟，有明显区别。

　　何况袁基作为汝南袁氏嗣子，其人学问、德行确实值得当时称道。

　　同郡袁绍，公族豪侠，去濮阳令归，车徒甚盛。将入郡界，乃谢遣宾客，曰：“吾舆与服（盛装的衣物马具）岂可使许子将（许邵）见？”--《后汉书袁绍传》

　　注意：许邵是“清谈臧否、褒贬人物”的名士。

　　袁绍不希望自己的奢华给许邵留下坏印象，影响个人声誉。

　　综上，寒门与士族最根本的不同，便是对传统不甚重视、于礼法也甚为轻薄。

　　士族奉行儒家的“经明行修”，对寒族基本不管用。

　　总之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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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文帝、明帝沿袭魏武之道，王霸兼杂，鞭挞宇内，始终没有彻底儒化。

　　其婚姻贵贱、个人爱好、素质修养与执政方式，无一不是寒门特点的体现。

　　反而是儒化后的三少帝，权柄下移、威权日去，终被奸臣篡国。这就是讽刺至极的故事了。

　　霸道令其生，王道令其死。时也命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