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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旻颜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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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三章 谯县访故友,征讨或难休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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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按《惇传》所载、其功绩基本都是“典农”。

  一个在军界打拼了三十年的老将,“负土做陂”能算功绩?

  司马炎必定读过当时的一手史料,他口中的“功”,必指代“军功”。

  因史料所限,我只能略作猜测:

  夏侯惇早期的军功,恐怕多与袁绍有关,故不好录入史书。

  曹仁、曹洪、曹纯在建安初年(196)还能以“议郎”、“谏议大夫”的虚名略加遮掩,而夏侯惇则完全失载,恐怕与“助战河北”有关。

  还是那句话,读史一定要带好手和眼。

  公孙瓒的记载,与袁绍相同,也消失了两年,甚至至今还有许多人相信,界桥之战后公孙瓒就一蹶不振…

  这可能吗?

  真是难为了秽史的那一帮子烂人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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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们无法做到逻辑自洽,只能骗骗人云亦云之辈!

  袁曹方睦时代(190-198),两家合兵记载数见不鲜。

  诸如兖州平叛,是曹操依靠袁绍为后援;

  封丘破袁术,则是袁绍依靠曹操为先锋。

  彼时诸多军阀的“特殊动向”,均因“袁曹联盟”而始。

  为何云某说陈寿先生是“草蛇灰线”的高手?

  如臧洪之乱(195)臧洪写给陈琳那封信,那是陈寿借臧洪之口,解锁众多谜团的钥匙!

  真相极为简单,且前文皆已提到:

  袁绍是曹操主公,恰如袁术是陶谦主公、刘表是刘备主公一般无二。

  在此背景下,荀彧、朱灵、郭嘉等人的“委质归诚”,绝非个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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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甚至可以讲,曹营的许多人物,绝对也有过“改仕袁绍”的履历。

  只不过曹魏史书讳言罢了。

  看官渡之战结束时,曹操焚毁诸将与袁绍的交通信件,便可见一斑。

  (曹)公收绍书中,得许下及军中人书,皆焚之。--《魏书一武帝纪》

  两家一体之时,本就是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;

  “借调助战”实属常见、“改换门庭”亦不足怪。

  故“书信交通”也无可厚非。

  建安初年(196)曹仁的“广阳太守”,即是袁曹阵营“内部借调”的具体体现。

  须知是时广阳正处在“叛军猖獗、反抗公孙”的暴乱中。

  与叛军合纵的袁绍,为巩固战果,必然需要抽调军官赶赴前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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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骑督”曹仁,也就在此背景下被袁绍相中。

  须知,远在邺县的袁绍,连曹操的“大将军”之号,都可轻松褫夺;

  其人征调个把将领,实不足怪。

  因为袁绍是曹操的主公。

  以绍为太尉,封邺侯。时曹操自为大将军,绍耻为之下,伪表辞不受。操大惧,乃让位于绍。--《后汉书袁绍传》

  彼时天子蒙尘,刚刚结束了“为期一年”的流浪生活,自顾不暇。

  故借“承拜郡守”而“驱虎吞狼”者,不可能是汉廷,只能是袁绍。

  曹仁是宗室名将,曹操自然不甘心放人,遂借“议郎”(京官)虚衔,将其留置身边,继续统兵,即所谓“以议郎督骑”。

  规避原则相当简单:

  即议郎、谏议大夫是天子身边的“言官”,他们有“匡正得失、应对左右”的职责,因此不便被“调往前线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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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至于曹洪、曹纯等宗室军官,在建安初年(196)突然被授予“议郎”、“谏议大夫”之类的文职,毫无疑问、也是因其遭遇了与曹仁相似的征调。

  但陈寿不好一一书明,遂借“草蛇灰线”笔法,将线索藏匿在《曹仁传》、《臧洪传》中。

  夏侯兄弟的情况更复杂一些,在建安元年的职官变化无载。

  尤其是夏侯惇,缺载过多。

 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夏侯惇绝非只会打败仗的无能之辈。

  按《魏略》,夏侯懋(惇子)遭清河公主(明帝姑母)构陷,下狱论死时,群臣求情,称“夏侯惇有克定天下的殊勋”。

  有诏收(夏侯)楙。(明)帝竟欲杀之。以问长水校尉京兆段默,默以为“伏波(指惇)与先帝有定天下之功,宜加三思”。--《魏略》

  负土做陂、典农屯田绝非“定天下之功”,可知至少在三祖时代,夏侯惇的军功记载尚为显赫。

  看晋武赞语(魏之元功),可知惇实系名将,军功彪炳。

  至于此载多遭抹杀,恐怕与袁操联盟的“内部借调”有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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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史书中的诸多记载,受制于时代,无法秉笔直言。

  即使像陈寿这样的良史,也不得不将线索深埋于诸将列传之中。

  挟泰山以超北海,非不为也,实不能也!

  呵呵,如此说来,赵旻骂《尚书》…似乎也有些道理哦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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